2017年4月，平壤的春天來得遲緩。李英子站在順安機場的玻璃幕墻后，看著那架來自北京的航班緩緩滑入停機坪。她下意識地挺直脊背——這是七年導游生涯養成的肌肉記憶，每一寸儀態都在說：看，這就是我們朝鮮女性的精神面貌。
旅行團走出來時，李英子第一眼注意到的是色彩。
不是衣服的顏色——那些沖鋒衣、運動鞋她見多了。是那個女人手中的包：愛馬仕橙，在平壤鉛灰色的天空下，鮮艷得像一個不合時宜的笑話。
“李導是嗎？辛苦了。”女人遞過來一瓶水。
瓶身上“依云”兩個字，李英子不認識，但瓶身的設計、那層未拆的塑料膜、還有透過瓶子看到的清澈液體，都在無聲地報價：這瓶水，大概抵得上她三天工資。
“謝謝，我有水。”李英子拍了拍自己的軍用水壺。壺里裝的是早上燒開后晾涼的、帶著鐵銹味的自來水。
展開剩余88%大巴車駛向市區。李英子拿起話筒，開始背誦那些已經融入血液的解說詞：“平壤是世界上綠化率最高的首都之一，在偉大領袖的關懷下……”
她的余光卻無法離開第三排那個年輕女孩。
女孩大概二十歲，正從包里掏出一塊巧克力。不是李英子在涉外商店櫥窗里見過的那種簡裝巧克力，這一塊包裝精致得像藝術品。女孩撕開金色錫紙，掰下一小塊，放進嘴里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然后她做了一個讓李英子屏住呼吸的動作——她把剩下的大半塊巧克力，隨手遞給鄰座的老人：“爺爺，您嘗嘗，這個不甜。”
老人擺擺手：“血糖高，不能吃。”
女孩聳聳肩，把巧克力放回包裝紙，塞進了座椅背袋里。就像扔掉一團用過的紙巾。
李英子的喉嚨發緊。在她的記憶里，巧克力只出現過兩次：七歲那年，父親作為勞動模范去東歐交流，帶回一塊半個手掌大的巧克力。全家五口人分了七天吃完，每天只能舔指甲蓋大小的一點。還有一次是考上導游學院，教官獎勵了她一塊——只有拇指大，她吃了整整一個月，每次只用舌尖碰一下。
而現在，大半塊巧克力，就被這樣遺棄在巴士座椅的網袋里，像一件無足輕重的垃圾。
下午參觀萬壽臺紀念碑時，李英子目睹了更讓她心神震蕩的一幕。
愛馬仕女士在拍照間隙擰開一瓶新的礦泉水，喝了兩口，忽然皺眉：“這水有股塑料味。”她隨手將還剩大半瓶的水，扔進了旁邊的垃圾桶。
塑料瓶撞擊桶壁的聲音，清脆得像耳光。
李英子的手指攥緊了導游旗的金屬桿。在她生活的世界里，水是需要計算的資源：每月每戶八立方，要去公共水站排隊接。母親總是叮囑，喝剩的水可以洗菜，洗菜的水可以擦地，擦地的水可以沖廁所。每一滴水都有它的去處，像計劃經濟里的每一個公民，都有自己被安排好的位置。
而這半瓶水——這瓶從阿爾卑斯山采集、跨越半個地球、在平壤的春天里保持著冰涼溫度的水——就這樣被遺棄了。
不是因為喝完了，不是因為變質了。只是因為“有股塑料味”。
“李導，你不熱嗎？”女孩走過來，遞給李英子一張紙巾，“你流了好多汗。”
李英子接過紙巾。柔軟，潔白，帶著淡淡的香氣。在她的包里，只有粗糙的再生紙手帕，米蘭洗過很多次，邊緣已經起毛。
“謝謝。”她說，沒有擦汗，而是把紙巾折好，放進口袋。
晚上在羊角島飯店，愛馬仕女士叫住李英子。
“李導，來我房間一下。”她壓低聲音，“有事請教。”
房間門關上后，女人從行李箱里拿出一個紙盒。打開，里面是五包方便面——不是李英子熟悉的“黎明牌”，而是印著中文的“康師傅”。
“這個，你們這兒能幫忙煮一下嗎？”女人問，“我們付加工費。”
李英子盯著那些包裝袋。鮮艷的紅，誘人的圖片，每一包都像在無聲地吶喊：看看我，我比你國家的方便面更好、更香、更有味道。
“飯店有規定……”
“我明白。”女人打斷她，從錢包里抽出兩張百元人民幣，“這是小費。面條煮好送過來就行。”
兩張紅色的紙幣，躺在女人保養得宜的手心里。李英子快速計算：這兩百元，相當于她四個月工資，在黑市可以換到二十斤大米，或者十斤豬肉，或者——她看向那幾包方便面——大概一百包“黎明牌”。
“我試試。”她說，接過錢和方便面。
走出房間時，李英子的手心全是汗。紙幣被她攥得發燙，像兩塊燒紅的炭。
后半夜，金沙電玩城李英子失眠了。
她躺在宿舍狹窄的單人床上，眼前反復閃現那些畫面：被遺棄的巧克力，被扔掉的水，女人遞錢時理所當然的表情。還有更早的記憶——父親帶回來的那塊巧克力，全家圍坐分食的夜晚，弟弟因為多舔了一下被母親輕打手背。
她忽然坐起來，從包里掏出那兩塊一百元人民幣。月光透過窗簾縫隙，照在毛澤東頭像上。這是她第一次擁有“外匯”，而且是如此輕易地獲得。
第二天早上，在巴士發動前，李英子做了一件她事后會反復回想的事。
她走到第三排，對那個女孩說：“昨天那塊巧克力……如果你不吃了，可以給我嗎？”
女孩愣了一下，隨即笑了：“當然可以！”她從座椅背袋里掏出巧克力，金錫紙已經皺了，“不過可能有點化了。”
“沒關系。”李英子接過，迅速放進口袋。
巧克力在她口袋里，隔著布料傳來輕微的體溫。它確實化了，變得柔軟，但形狀還在。
當晚，李英子在宿舍的公共洗手間里，完成了她的第一次“資本主義體驗”。
她鎖上門，打開水龍頭讓水嘩嘩流——這是為了掩蓋聲音。然后她小心翼翼地剝開錫紙。巧克力已經變形，但香氣更濃了，那種甜膩的、奢侈的、不屬于這個國家的氣味彌漫開來。
她掰下一小塊，放進嘴里。
甜。首先是純粹的、暴力的甜，像一記直拳擊中味蕾。然后是柔滑，巧克力在37度的口腔溫度下迅速融化，包裹住每一顆味蕾。最后是余味，一絲淡淡的苦，讓甜不至于令人作嘔。
李英子靠在冰冷的瓷磚墻上，慢慢咀嚼，讓這陌生的味道滲入身體的每一個細胞。她想起導游培訓時的警告：“資本主義用糖衣炮彈腐蝕我們的意志。”現在她明白了，糖衣是真的甜，而炮彈——也許就是這種甜帶來的、對另一種生活的渴望。
她吃完了整塊巧克力。手指上沾著棕色的痕跡，她舔干凈，連指紋里的都不放過。
然后她哭了。不是嚎啕大哭，是無聲的眼淚，混著巧克力的甜膩，流進嘴角，變成咸澀的滋味。
旅行團離開那天，愛馬仕女士在安檢口前塞給李英子一個信封。
“一點心意，別推辭。”
李英子不用打開就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厚度告訴她，至少一千元。
“這不合適……”
“合適。”女人拍拍她的手，“買點好吃的，你看你瘦的。”
李英子低頭看自己洗得發白的制服，再看女人精致的妝容、保養得當的雙手。兩個世界，被一道海關線隔開，卻在這一刻，通過一個信封，發生了短暫而危險的連接。
大巴車駛離后，李英子沒有立刻離開。她坐在機場的長椅上，打開信封——二十張一百元人民幣，嶄新，連號。
她抽出兩張，把剩下的放進貼身口袋。然后她走到機場小賣部，用那兩百元外匯券（她特意兌換的），買了一條“黎明牌”巧克力。
回到長椅，她拆開包裝。巧克力是深褐色的，表面粗糙，散發著廉價的代可可脂氣味。她掰下一塊，放進嘴里。
硬，甜得發齁，有股化學品的余味。和她昨天吃的那塊“德芙”，完全是兩種物質。
但她還是吃完了整條。不是因為好吃，是因為她想記住這個味道——祖國的味道，配給的味道，匱乏的味道。
當晚，李英子把那一千八百元分成三份：六百元藏進床板下，六百元換成朝幣明天交給母親，剩下的六百元——她不知道該怎么辦。
熄燈前，她打開筆記本，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號寫道：
“2017年4月12日。今天我知道了兩件事：第一，巧克力可以不好吃。第二，人可以因為巧克力不好吃，就把它扔掉。”
“而我們，連不好吃的巧克力都要省著吃。”
在黑暗中，她舔了舔嘴唇——那里還殘留著兩種巧克力的味道：一種是甜的匱乏，一種是匱乏的甜。
發布于：山東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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